談首富：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消費

　　王健林：我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過的。每天準時6點起床，7點10分到公司，基本上雷打不動，前后時間差不超過5分鐘。晚上下班回去就八點多了，如果我們自己有會議或者有宴請，就九點多、十點多。11點準時休息。

　　王健林：訂了三套西服，每套2萬多。今年以來吧就這一筆消費。

　　王健林：對，現(xiàn)在最大的問題是有錢沒閑。訂購西服是我常穿西裝，其他的能有什么消費呢，沒什么了。

　　第三個就是上市的原因。萬達上市后財富被放大了。

　　王健林：全都是官方語言，就是歡迎你來美國投資，有什么問題可以來找我。

　　王健林：是的。我也表態(tài)了，承諾在未來三年至少再投50億美元。

　　王健林：重點還是在中國。只是我們覺得2020年如果是1000億美元的收入，我的希望是30%，起碼不低于20%是來自于海外，這才是個跨國公司。

　　王健林：正在朝這個目標努力。我倒不是為了證明個人財富，我是想給中國企業(yè)和企業(yè)家證明一點什么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不是為了我自己，我也承諾我的財產(chǎn)絕大部分會成為慈善基金。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證明中國企業(yè)也可以做得好。我們現(xiàn)在想，2020年萬達一定是世界前10名、前20名那種格局的。

　　王健林：目前還沒有。

　　新京報：上世紀90年代，很多人知道大連萬達，還是通過一支足球隊的名字，當時你的公司還不算大，投資足球是出于什么考慮？

　　王健林：我喜歡足球，我是球迷嘛。

　　新京報：年輕的時候也踢球？

　　王健林：年輕時在部隊玩過，那不能叫踢球，只是玩過。

　　新京報：當時喜歡踢什么位置？

　　王健林：中衛(wèi)。就是瞎玩。

　　新京報：從當時的大連萬達隊撤資，現(xiàn)在又投資了（西班牙）馬德里競技，這些年，足球給你帶來了什么？

　　足球在體育運動當中，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強度，都是最大的運動項目之一。一場球能去幾萬個球迷，它的吸引力，它的變化性，它的不可預測性，都特別吸引我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也不排除投資國內足球俱樂部。只不過我還真不是為了我個人搞俱樂部的。

　　我就想怎么改變國家隊比較弱的局面，就得從青少年抓起。但是呢，我這個呼吁重視青少年的培養(yǎng)可能很難形成共識，因為這個東西要證明得七八年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涉足足球行業(yè)20多年，對足球深有體會，當時萬達足球在中國如日中天，橫掃一切，板凳隊員都是別人羨慕的想搶購的對象。那時候我們就是狠抓青少年。我是中國第一個建足球學校的（企業(yè)），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，建立了五支預備隊選足球少年。

　　當中國足球小孩擴展到兩三百萬人的時候，我相信中國在亞洲絕對一流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就是為熱心的中國球迷做些事，這也算是社會公益嘛。投資足球每年好多錢呢。

　　王健林：是啊。這是習大大的個人夢想，我相信也是全國人民的夢想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不是玩地產(chǎn)的。我說過，我必須在三年內或者五年內去“房地產(chǎn)”化。

　　王健林：是個趨勢。我們覺得今明兩年陸續(xù)還有幾家上市公司，可能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我們這些公司的市場價值已經(jīng)超過商業(yè)地產(chǎn)，而且商業(yè)地產(chǎn)我也定了，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，不叫萬達商業(yè)地產(chǎn)，我已經(jīng)想好名了，叫萬達商業(yè)發(fā)展公司，或者叫萬達商業(yè)服務公司，我不投資了叫什么地產(chǎn)呢，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者。

　　做商業(yè)地產(chǎn)也好，做電影產(chǎn)業(yè)也好，不管做什么，做得讓別人來求我們就好了，慢慢地，我們通過模式實現(xiàn)了預期。外來看是品牌，二線城市要請我們去，在博弈中就相對有話語權了。

　　新京報：聽說做商業(yè)地產(chǎn)，有個“萬達速度”，24個月。

　　王健林：內部最長吧，其實我們定的是18個月。

　　新京報：有人認為，“萬達速度”迎合了個別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績的心態(tài)。

　　很多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了政府，其實不然，你得為自己著想，我這種模式投資資金大，建得越快才越見效。

　　所以呢，還是要理政府的，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業(yè)還要重一點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主要是為了企業(yè)安全，盡可能靠我們的模式打動他，讓他們求我們，而不是靠我們，現(xiàn)在反腐敗更加證明我們的正確了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看到了?？赡芩约河X得好玩，是在開玩笑，但他忽略了中國現(xiàn)在這個網(wǎng)絡時代的負面影響。

　　王健林：（他個性張揚）我認為有兩個原因。第一，西方成長經(jīng)歷；第二可能與他年齡有關。

　　但我還是期望他能穩(wěn)重一點。

　　王健林：現(xiàn)在回頭看，我可能有失誤的地方。比如說讓他在國內讀完初中或高中，再把他送到國外去，這樣更合適。

　　思聰比較小（小學時候）就送出去，受西方的教育比較多，對中國的人情世故、社會復雜程度缺乏深刻認識。他在中國，不能用西方學到的方式去做事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和他有溝通，溝通的時候他答應不再這樣做了，但過幾天可能又做了。

　　王健林：瞎扯。萬達需要他來營銷？

　　王健林：我不贊同。我寧可他沒有粉絲。萬達不需要這些東西。萬達需要營銷多少億的人口，我們希望是全覆蓋，從2歲到70歲，我們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（粉絲）……

　　新京報：王思聰是富二代，富二代在中國已經(jīng)被貼上了標簽。

　　王健林：現(xiàn)在來說，官二代、富二代，只要是“二代”，自然會打上一個烙印。我覺得這種東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會改變的，看這些二代人怎么做，怎么走吧。另外，隨著中國中產(chǎn)階層的擴大，這種富二代，官二代等就會減少。

　　看看英國工業(yè)史、歐洲工業(yè)史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發(fā)展中國家轉向發(fā)達國家過程當中，都有這種“二代”現(xiàn)狀，美國曾經(jīng)也有。當社會逐漸走向橄欖型，中產(chǎn)階級多了，教育程度好了后，這些負面的“二代”慢慢就會少了，這是個過程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實話實說，思聰對于現(xiàn)在這種狗仔成天盯著（的現(xiàn)況），他很痛苦。他問我，爸爸，我要不要去國外生活幾年。我問他為什么啊，他說他很討厭現(xiàn)在一點自由也沒有，天天被人盯著。我說你去國外幾年，時間太長也不合適，短了也不起作用，我說你這樣，以后你社會上注意一點吧。

　　王健林：可能這是一種潮流吧。也可能過幾年，他被過度消費的情況就消失了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不太清楚。他在叛逆期時，肯定會挑戰(zhàn)我的權威。比如我說什么話他不聽，不服我，覺得我沒什么了不起的，英語也不會講，啥啥也不懂。

　　最近兩年，我和他的溝通逐漸多了。另外，他也開始做生意了，認識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，他老爸做這個生意還不簡單。

　　王健林：嚴父多一些吧。

　　王健林：日本泡沫十年。

　　王健林：看看嘛。（笑）

　　王健林：膽??？有啊。對規(guī)矩，對法律，對制度，我很膽小。因為我不逾越規(guī)矩，你看萬達企業(yè)，敢闖敢試，都是在法律框架里邊完成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希望我能維持自己的形象。第一，我是一個正派的人，保持一個正派的形象，所以你看我沒有花邊新聞；第二，保持一個慈善家的形象，我從來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，首善啦，萬達做慈善是發(fā)自內心的，從來不是為了宣傳。

　　王健林：工作、生活中都有煩惱，最大的煩惱是萬達接班人的成長問題。我覺得目前萬達的復合型人才，不像我們那個年代那么多。

　　王健林：我在考慮萬達接班人的梯隊問題。萬達這么大的一個帝國，將來該如何辦。

　　現(xiàn)在比較大的問題是，在現(xiàn)有梯隊中，情商、智慧、執(zhí)行力高，個人又特別勤奮的人比較少。一個人很聰明，但可能執(zhí)行力差；另一個很勤奮，但是笨了一點。我在想，與我們那個年代相比，可能缺乏市場摔打的關系。

　　有理想，有情懷，有目標，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成功人士；如果沒有理想、情懷和目標，你一點成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沒有。